导读 香港家族企业用百年兴衰史，写就了一部企业传承的 " 实践教科书 "。本文以李兆基、郑裕彤、李锦记等商业家族为镜，揭示了基业长青背后的系统性工程——传承不仅是财富交接，更是制度、文化与人性的精密平衡。作者 | 李海涛，长江商学院院长来源 | 经济观察报从 19 世纪 40 年代至今，香港历经 180 多年的现代经济发展，虽道路曲折，但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也涌现出一批持续经营多代的家族企业。在 2024 胡润中国 500 强企业中，有 42 家企业历史超 50 年，其中 70% 来自香港和中国台湾；有 6 家企业历史超百年，还有 1 家超 90 年，这些企业均来自香港。掌管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掌控九龙仓的包玉刚家族、创办李锦记的李文达家族、拥有周大福珠宝品牌的郑裕彤家族，以及长期占据华人首富位置的李嘉诚家族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创业时间最早的当属 19 世纪中期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1862 年），后于 1983 年被李兆基家族收购全部股权；最晚的则是 1929 年起步的郑裕彤家族相关企业。历经百余年持续发展，香港家族企业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其发展历程普遍比内地企业更长，在企业传承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鉴于香港与内地文化同宗同源，香港家族企业的传承经验对内地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股权传承：从 " 一碗水端平 " 到信托设计企业所有权（股权）的传承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香港商业家族经过漫长探索，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股权传承方式。经验的积累往往始于失败案例。早期，香港商业家族常见的做法是均分股权，创办于 1942 年的镛记烧鹅便是典型。创始人甘穗煇育有三子一女（也有说法是三子二女），即长子甘健成、次子甘琨礼、三子甘琨岐和女儿甘美玲。2004 年，甘穗煇去世，他希望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能精诚合作、共创家业，于是进行了自认为公平且高效的股权分配：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各持 35% 的股份，遗孀麦少珍及三子甘琨岐、女儿甘美玲各持 10%。此后，甘琨岐去世、甘美玲移民，次子甘琨礼取得他们共计 20% 的股份，股权增至 55%，成为公司最大股东；长子甘健成仅获得母亲的 10% 股份，股权增至 45%。兄弟二人因经营理念不合产生矛盾，甘健成要求退股，但因价格问题无法达成共识，两兄弟最终对簿公堂。诉讼期间，甘健成去世。2012 年，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镛记归甘琨礼所有。然而，诉讼使家族形象受损。甘琨礼与甘美玲兄妹因官司与母亲疏远，甘家第三代基本不再往来。甘健成的两个儿子离开镛记自立门户，与镛记形成竞争关系。尽管甘琨礼希望以连锁形式扩大企业规模，但受内外部因素影响，现今镛记仍只有少数几家店铺。可见，" 一碗水端平 " 的股权传承方式弊端重重，最终给企业运营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除了平分股权，香港家族企业在传承企业所有权时也较早运用了信托，但同样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创建于 1963 年的新鸿基地产便是典型案例。创始人郭得胜 1990 年去世，他生前将价值数百亿元的集团股权锁入郭氏家族信托，规定不可分拆、不准出售，受益人包括其遗孀邝肖卿和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及其家人。郭得胜希望通过信托绑定受益人，实现家族财富的顺利传承。但长子郭炳湘经历变故后身心受创，与母亲和两个弟弟在企业经营上产生重大分歧，最终三兄弟内斗。为解决纷争，2010 年 10 月，邝肖卿宣布重组郭氏家族信托基金，将 43% 的股权一分为三，分别分给 " 郭炳湘的家人 "" 郭炳江及其家人 " 和 " 郭炳联及其家人 "。" 的 " 与 " 及 " 一字之差，差别明显。2014 年，邝肖卿再次重新分配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的集团股份，才使信托得以稳定运行。相较之下，曾与郭得胜共同创业的李兆基家族对信托的运用更为成熟。李兆基家族名下的主要资产为恒基地产，通过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单位信托）控制相关家族企业。三家位于开曼群岛的信托协助李兆基家族实施家族治理。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各占 50% 的信托受益比例，而非实际持股股份，且受益比例每五年根据他们对家族企业的贡献动态调整；对有特别贡献的家族成员，还有额外分红奖励；家族信托的对外重大决策需李家杰与李家诚共同签字，单项投资不得超过 50 亿元；每新增一位家族成员可获得价值 2 亿元的成长基金，鼓励家族成员繁衍后代；要求受益人拿出不低于收益的 10% 进行捐赠，践行家族价值观，提升家族社会形象。相较于郭得胜家族初期过于刚性的信托设计，李兆基家族的信托机制考虑到了家族和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得益于这份成熟的信托设计和良好的家族治理，李兆基家族实现了企业和财富的顺利传承。2015 年，李兆基宣布交棒安排，长子李家杰负责内地业务，次子李家诚负责香港业务。2019 年，李兆基正式退休，两个儿子共同担任恒基兆业联席主席和董事总经理。2025 年 3 月，李兆基逝世，家族上下两代顺利交接，未引起任何风波。无独有偶，周大福、新世界地产等产业的控制家族郑裕彤家族，也通过海外信托实现了对家族企业的股权控制。虽然其旗下部分企业管理层近年来有所变化，但得益于成熟的信托机制，股权未受影响，家族对企业的掌控权始终如一。此外，李嘉诚家族也依靠系统的信托设计实现了家族资产的传承。多子女家庭：股权传承修枝剪叶，管理权分工不分家作为信奉 " 多子多福 " 的华人文化地区，香港商业家族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多子女家庭如何进行股权和管理权的传承，其中包括有多个儿子、女儿的传承，以及只有女儿的传承。前者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能力与志趣各异的家族后代中选出企业实控人；后者则是如何将企业股权、管理权合理交接给女儿、女婿。一般而言，有儿有女的商业家族随着成员增加、规模扩大，会经历 " 修枝剪叶 " 的过程，即通过购买等方式将股份集中于有能力、有意愿掌控家族企业的后代手中。成立于 1906 年的利丰集团便是典型案例，由冯氏家族控股。1972 年，家族三代冯国经、冯国纶进入家族企业，希望推动利丰改革成为现代化企业。但兄弟二人股权仅占 13.8%，难以进行变革。除冯氏兄弟外，其他家族成员多为被动持股，对公司管理参与不深。于是，冯氏兄弟通过贷款购买流通股权，再与家族成员一一协商，以 80% 的溢价收购其他家族成员股份，公司实现私有化后再上市融资，实现利丰转型。然而，虽然家族企业得以保全和持续发展，但这种 " 修枝剪叶 " 给家族成员带来痛苦和挣扎。冯国经、冯国纶兄弟曾坦言：" 这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年。" 其他家族分支成员脱离利丰集团后，过着平凡生活，与掌控企业的家族分支渐行渐远。家族企业传承未能与家族治理同步，是家族部分离散的主要原因。另一个 " 修枝剪叶 " 的典型案例是李锦记。该企业由李锦裳创立于 1888 年，迄今已传承至第六代，发展了 137 年。1972 年，李氏家族第二代兄弟三人理念不合，李锦裳三子李兆南以 240 万的价格收购两个哥哥 66.7% 的股权，家族元气大伤。但李兆南得以重整公司，李锦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4 年，家族第三代李文达赠送弟弟李文乐 40% 股权，兄弟二人共同管理公司。后李文乐因患病要求清算股权，李文达只得贱卖资产，以 8000 万元收购股份。进入新世纪后，李文达四子李惠森与父亲企业经营理念不合，要求分家，经多次沟通后回心转意。李文达在经历帮助父亲购买两位伯伯的股份、购买自己兄弟的股份和儿子要求分家后，痛定思痛，开始着手家族治理，设立了完整的家族股权继承、流转、内部激励等制度，使李锦记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家族也顺利传承至第六代。股权传承需要 " 修枝剪叶 "，管理权的传承则需要 " 分工不分家 "。以郑裕彤家族为例，虽然外界对其旗下企业新世界地产的频繁 " 换帅 " 关注颇多，但从企业股权看，郑裕彤家族依然牢牢掌控着包括新世界地产、周大福珠宝、周大福创建等在内的郑氏家族产业。从管理权看，尽管引入了职业经理人，但郑家后人仍担任重要企业管理职位。如郑裕彤长子郑家纯一脉，长女郑志雯执掌瑰丽酒店集团和周大福珠宝，次子郑志明担任新联建联席 CEO，三子郑志亮 2024 年进入周大福珠宝负责北亚业务。郑裕彤次子郑家成一脉，长子郑智恒与郑志雯一起在周大福珠宝工作，次子郑志谦也在新世界中国工作。有儿有女的家庭可以 " 分工不分家 "，若商业家族后代都是女儿呢？一代 " 船王 " 包玉刚家族便是典型案例。包玉刚与妻子黄秀英生有四个女儿，为传承家业，夫妇设置了五个家族信托，一个作为家族信托主体，其他四个交给四个女儿和女婿管理，分别掌控各自旗下企业：大女儿一家获得环球航运生意，二女儿一家获得会德丰与九龙仓的地产，三女儿一家获得家族贸易生意，四女儿一家获得家族金融投资生意，每个女儿的家庭都有独立事业，互不干涉。在各女儿的信托文件中，包玉刚加入条款：信托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归女儿所有，企业的管理权全权由女婿负责。在这样严密的信托设计下，包玉刚家族实现了顺利传承。包玉刚去世后，女婿之一吴光正也遵循儿女各有产业、互不干涉的传承原则：儿子吴宗权继承会德丰与九龙仓，次女吴宗恩继承连卡佛（LaneCraw－ford）及载思时装（JoyceBoutique），长女吴宗明分配其他资产，同样实现了顺利传承。吴光正曾坦言：" 分家是一门艺术，要注意让彼此均可各尽所长。子女分开后，不论好坏，各自负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尽管香港商业家族普遍多子女，但个人能力与志趣未必能持续支撑企业经营和家族发展，再加上个人健康、意外事故等因素，香港商业家族仍会面临某个代际缺乏合格接班人的局面。创立美心餐厅的伍氏家族便是代表之一。该餐厅由伍舜德、伍沾德兄弟创立于 1956 年。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伍氏家族就开始规划传承，但由于种种原因，家族二代未能出现合适的接班人选。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伍氏兄弟已步入耄耋之年，决定加快步伐，采用 " 隔代传承 " 方式，将家业从一代直接传至三代。按照计划，2000 年，伍舜德辞去集团主席，由弟弟伍沾德接任，家族第三代伍伟国晋升为董事总经理，负责企业日常管理。2008 年，伍伟国就任美心集团董事局主席，正式接管美心集团。虽然历经波折，但在 " 隔代传承 " 理念支持下，伍家实现了顺利传承。家族治理：从家规家训到家族领导人与企业传承类似，香港商业家族的家族治理也经历了学习过程，主要包括设立家规家训和确立家族领导人。前者以李兆基家族、李锦记家族为代表，后者的典型案例是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的夫人邝肖卿。如前所述，李兆基家族在信托文件中已写明重要家族规约，涵盖企业股权分配、流转、家族（企业）大事决策机制以及家族对公益慈善的承诺。李锦记家族则建立了一整套家族治理机制。首先确立家族价值观：务实、诚信、永远创业精神；思利及人，造福社会，共享成果。其次设立完整的家族宪法，规定股东必须具有李家血缘，不限男女；若股东退出，股份由公司回购；家族成员需拥有外部 3 — 5 年工作经历后才可进入家族企业，入职程序和考核与非家族成员一致；家族委员会优先推举有兴趣的家族精英进入，可聘请外部非执行董事，主席由家族成员担任；家族宪法修订需 75% 以上家族委员会成员同意等。除了正式的家族宪法，还有非正式的家族规约，要求家族成员不要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其中，不要晚婚主要是建议，不准离婚和不准有婚外情是家族成员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违反者就要自动退出董事会。此外，李锦记家族还设立了系统的家族治理机构。家族委员会作为家族内部沟通平台，以区分家族与董事会决策。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每次 4 天，由家族成员轮流主持。学习与发展平台负责家族成员的学习和培训，有集体学习和个别培养两种形式，负责人由第四代成员轮流担任。家族议会从属于家族委员会，是所有家族成员的沟通平台，不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需所有成员参与的内部事务。家族基金会负责家族慈善事务，践行家族 " 思利及人 " 的价值观。家族投资公司负责家族企业外的投资和未来
近年来，谭维维因其在《歌手》节目中的亮眼表现获得了不少关注。近日她被央视点名批评，让公众对她的处境产生了质疑。刘欢的一番话揭示了谭维维真实的一面，曝光了她背后的复杂心态和不为人知的“野心”。从谭维维的出道历程到与央视的冲突，再到她的个人职业规划，种种迹象表明，这位歌手的“野心”远远不止于一名优秀的歌手身份。本文将从六个方面详细分析谭维维的真实处境，探讨她在中国乐坛中的位置及未来发展方向。
谭维维的音乐之路与初出茅庐
谭维维的音乐才华从小便显现，她的嗓音独特，技巧娴熟。出道初期，她便凭借一首《一个人唱情歌》打响了知名度。但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谭维维的出道经历也充满了曲折与不易。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谭维维并没有立即成为大家眼中的“焦点”，而是在多个平台努力积累自己的音乐经验，逐渐赢得了粉丝的关注。
她的音乐风格多变，不拘一格，不仅尝试了流行歌曲，还涉足了民谣、摇滚等多种风格，展现出多方面的才华。这种多元化的尝试也让她面临着许多挑战。某些人认为她的作品过于“复杂”，难以广泛接受，导致她的事业并没有像她的歌声那样迅速爆发。这一过程中，她开始显现出一种“求变”的心理，希望通过多元的尝试来突破自己的局限。
谭维维并未因此灰心，她逐渐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舞台位置，并在多个大型节目中亮相，逐步积累了更大的知名度，成为中国歌坛不可忽视的一员。
央视点名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最近，谭维维因被央视点名而成为舆论焦点。央视之所以点名她，一方面是因为她在某些节目中的表现不符合官方对艺术质量的要求，也与她近年来在一些场合上展现出的强烈个性有关。特别是在某些节目中，她敢于直言批评现状，这种行为显然让部分主流平台产生了不满。
事件的另一层次是，谭维维在多个公开场合中表现出对传统音乐体制的不满和对自由创作的推崇，这使得她与某些主流文化机构的理念发生了冲突。作为一位有“野心”的歌手，谭维维并不满足于在已有的框架内活跃，而是希望打破界限，追求更广泛的艺术自由。她的这种“不合群”的行为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尤其是她与央视的矛盾愈发激烈。
这一事件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媒体曝光，更是谭维维艺术理念与官方文化体制之间的碰撞。
刘欢说对了：揭示谭维维的真实“野心”
刘欢的一番话无疑让外界对谭维维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一次公开场合，刘欢直言不讳地提到，谭维维的“野心”远不止于一名歌手，她想要的，似乎是一种更大的舞台，甚至包括对整个音乐行业的改变。刘欢认为，谭维维不仅仅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歌手，更希望能在背后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推动行业的改革和创新。
谭维维在多个场合表现出的独立个性和不拘一格的态度，充分证明了她并不满足于现状。她对音乐的追求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成功，而是希望能够在文化艺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引领一种新的艺术风潮。这种野心的背后，既有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认同，也有对艺术的深刻理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谭维维与传统歌手有着显著的不同。她不仅仅是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舞台和机会，更是在为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创造更加宽广的天地。刘欢的评价无疑揭示了她的真实内心，也让公众更加理解她不断追求创新的动力。
谭维维与央视的矛盾：艺术自由与主流文化的冲突
谭维维与央视的矛盾可以说是艺术自由与主流文化体制之间的经典冲突。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长时间以来都受到政策和主流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央视这样的权威媒体，往往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谭维维显然并不认同这一点。她更倾向于自由创作和表达，不愿受到过多的束缚和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谭维维与央视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不可避免。她在某些节目中的表现常常超出了传统文化审美的范畴，而这些节目又恰恰是央视的主力栏目。她的这些突破性尝试，虽然为她赢得了不少粉丝，却也让她与主流媒体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背后，是文化创新与保守的拉锯战。谭维维的“野心”不仅仅体现在音乐上的突破，她更是在挑战整个行业的现状，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带动更多的变革。
谭维维的未来发展：是否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随着她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谭维维是否会选择继续在音乐领域深耕，还是会选择进入更广阔的艺术领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的“野心”似乎不局限于做一名歌手，而是希望拓展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影响力。这种趋势在她近年来的一些言论和行为中有了明确的表现。
谭维维是否能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关键在于她是否能平衡艺术自由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当前的中国音乐行业，虽然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尝试创新，但要突破传统框架并非易事，尤其是当主流文化和市场对创新抱有谨慎态度时，歌手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智慧。
正如谭维维所展现的那样，她的野心与坚持也许能为她打开更广阔的舞台，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她能够超越音乐的界限，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界的领军人物。
谭维维的“野心”与未来的挑战
通过对谭维维的分析，可以看出她的“野心”不仅仅体现在音乐上的突破，更在于她对艺术自由的执着追求。刘欢的点评和央视的点名事件，无疑为我们揭示了她在中国娱乐圈中的复杂处境。尽管与主流媒体的矛盾让她处于风口浪尖，但谭维维却始终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展现出不一样的风采。
她的“野心”也许正是推动她不断突破自我的动力，而这一切，无论是否能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都将成为她未来成功的关键。无论如何，谭维维的音乐和她背后的故事，将继续引发广泛的讨论，成为中国乐坛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