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连的车，当年我就是开着这样的坦克，从长春打到黑山，还驶过了天安门广场。”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95 岁的高殿生坐在轮椅上，目光久久停留在一辆坦克模型上。他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却字字铿锵，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却热血沸腾的岁月。近日，总台《吾家吾国》主持人王宁专访开国大典坦克方队受阅队员高殿生，一同回溯开国阅兵的震撼瞬间。从放牛娃到坦克兵：命运的转折藏着信仰的萌芽1931 年，高殿生出生于黑龙江省宝清县。“那时候家里穷，我给人放牛，换一斗粮食勉强糊口，不够吃就再找一家。” 17 岁那年，一支部队路过村子，战士们笑着问他：“小鬼，别放牛了，跟我们当兵吧，能穿不露胳膊的衣裳。”这句话，成了高殿生命运的转折点。彼时的他还不懂参军的意义，只知道“能穿暖衣裳”是件幸福事。可当他加入第四野战军坦克团，第一次摸到那些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日式 97 式坦克时，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成为坦克兵的路并不容易。那时部队规矩严格，必须先精通修理才能学驾驶，且零件残缺、没有教材，全靠自己摸索。高殿生把坦克当成“老伙计” —— 缸头坏了、气门不严，一看一听就知道问题在哪儿。后来练射击，他更是下足了功夫，60 炮射击从无脱靶，“那时候就是那么寻思的，你要干你就好好的，你什么都懂，你不懂你就别干。”战火中的坚守：从黑山到鸭绿江，用热血筑起防线备战的日子里，训练强度与日俱增，部队特意安排文艺兵来到营地提振士气，教战士们学习乐器。高殿生也趁着训练间隙跟着学，他悄悄练会了吹口琴和拉二胡。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48 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长春成为了国共双方战略博弈的焦点。高殿生和战友们驾驶坦克，从密山出发，沿着便道行军 1000 多里，用了 20 多天抵达战场。“水泥道不能走，怕压坏了给国家添麻烦。”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辽沈战役中的黑山阻击战。101 高地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弹坑密密麻麻，战后统计竟有 6600 多个，高地被削低 2 米，成了“ 99 高地”。高殿生所在的营驻守在距高地 700 米处，任务是排雷、用坦克装甲形成屏障。“那时候敌强我弱，他们有美式装备，我们啥都缺，可没人想过退。”战士们异口同声喊出“要地方不要人”，在憋闷的坦克里守了三天三夜，靠干粮果腹，最终守住了阵地。“胜利那天，有人哭，有人扔枪欢呼，那是拿命换回来的胜利。”开国大典的“钢铁方阵”：用脚踩出来的整齐与荣光1949 年，新中国成立，高殿生接到了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任务 —— 作为坦克车长，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不小：受阅的 40 多辆坦克全是缴获的“杂牌军”，型号不同、油门松紧不一，甚至连启动速度都不一样。要让这些“老古董”走成一条直线，比打一场仗还难。高殿生和战友们急中生智，摸索出一套类似摩斯密码的“脚踩肩膀”指挥方式：脚尖点两下是向右，脚跟点一下是后退，两脚齐点是前进 …… 这藏在铁甲中的“脚语”，成为方阵整齐的秘密。那段日子，他们吃住都在坦克旁，每天天不亮就开赴长辛店、卢沟桥一带训练。“不能丢中国的脸，咱们要让全世界看看中国的坦克兵。”高殿生记得，阅兵当天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像准备上战场一样严肃。当朱德总司令喊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时，他和战友们用尽全身力气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万岁、万岁、万岁。”那声音里，有骄傲，更有对新中国的期待。坦克驶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刻，高殿生想，“这兵没白当，咱中国终于站起来了。”多年后再回忆，他仍难掩激动，“我们的队列嘎嘎整齐，谁看了都得说一句，中国行！”今年 9 月 3 日，高殿生和家人一起观看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阅兵，当“箭”形坦克方阵驶过屏幕时，高殿生不由得感叹：“你看现在的坦克多先进啊！那时候全是缴获人家的，现在都是新型的！”从放牛娃到坦克兵，从战场到和平年代，高殿生用一生证明，平凡的人坚守初心，也能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微小的光汇聚起来，便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复兴之路。▌本文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ID：cctvnewscenter）综合《吾家吾国》
伏弟魔潘晓梅：12年卖饼赚百万，只为给弟弟买车买房，离婚也不在乎
在现代社会的浮躁与喧嚣中，许多人的奋斗故事常常充满了拼搏、成功和突破。但在这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那些为家庭成员无私奉献、甚至在个人生活中屡屡做出牺牲的人。潘晓梅，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她被戏称为“伏弟魔”，不仅因为她一心扑在弟弟身上，更因为她的故事充满了现代社会对家庭责任与个人幸福的深刻反思。
12年卖饼，赚百万的“隐形奋斗者”
潘晓梅，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女性，生活平凡无奇。但她的日常，却让人瞠目结舌——她通过卖饼这一小小的生意，居然在12年内赚取了百万财富。而这些钱，几乎全都被她用来为弟弟提供生活上的保障与支持。
“我可以不富裕，但我的弟弟必须过得好。”潘晓梅说。这种近乎偏执的执念，源自于她与弟弟之间的深厚感情。作为家中的大姐，潘晓梅从小就背负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她没有选择走寻常的职场道路，而是决定将精力投入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生意——卖饼。卖饼看似简单，但其中的辛劳与坚持却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她从一辆小三轮车起步，起初每天的收入连自己生活都无法保障。可是，潘晓梅从未放弃过。她一天从早到晚，风雨无阻，不断积累经验，提升饼的味道与口感，逐渐赢得了顾客的青睐，生意也开始稳步增长。从街头到商场，从一辆三轮车到一间小铺，潘晓梅的事业一点一滴地积累着。
但最令她骄傲的，并不是她赚到的百万财富，而是她能够用这些财富改变弟弟的命运。为了让弟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她不仅给弟弟买了车，还在他的婚姻问题上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帮他买了房，让他不再为生活奔波。她一心一意把所有精力和资金投入到弟弟的未来中，无怨无悔。
“伏弟魔”：一个自愿的标签
“伏弟魔”这个标签，是网友们对潘晓梅的调侃与批评。这个词语一度成为潘晓梅的代名词，给她带来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她这种毫无底线的“牺牲”精神，已经超出了常理；也有人认为她的行为反映了一种极端的家庭责任感，甚至有些过于依赖弟弟，忽略了自己的幸福与未来。
但潘晓梅对此并不在乎。她坚定地认为，家人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存在，尤其是作为大姐，她有责任也有义务照顾弟弟。这种对家庭的深深依恋，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
在许多人看来，潘晓梅的生活似乎是被“弟弟”绑架了，但她却用自己的选择为自己辩解：“我不觉得自己牺牲了什么。做这些事，我心甘情愿。”
离婚也无所谓，心中只有弟弟
尽管潘晓梅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她的个人感情生活却并不顺利。她与丈夫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离婚的原因至今没有明确说明，但许多人推测，潘晓梅对家庭责任的过度执着可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对于离婚，潘晓梅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的情感波动。她坦言：“如果离婚能让我更加专注于我的事业和家人，那就离吧。”对于她来说，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尽管婚姻曾是她对生活的一部分，但她始终坚信，最重要的依然是弟弟的未来。
这个“伏弟魔”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惊讶与反思，更是对家庭责任与个人幸福之间平衡的深刻思考。在这个社会，许多人会因为个人的梦想和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潘晓梅却选择了将自己的梦想和未来，寄托在弟弟的身上。
潘晓梅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提醒我们，家庭的意义并非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与依赖情感的体现。她或许被视作“伏弟魔”，但她的无私奉献和对家人的守护，却显得格外珍贵。在她的心中，弟弟的未来比什么都重要，而她为了这个目标，甘愿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标签。这种为爱坚守的精神，或许正是现代社会中最为动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