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香港家族企业用百年兴衰史，写就了一部企业传承的 " 实践教科书 "。本文以李兆基、郑裕彤、李锦记等商业家族为镜，揭示了基业长青背后的系统性工程——传承不仅是财富交接，更是制度、文化与人性的精密平衡。作者 | 李海涛，长江商学院院长来源 | 经济观察报从 19 世纪 40 年代至今，香港历经 180 多年的现代经济发展，虽道路曲折，但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也涌现出一批持续经营多代的家族企业。在 2024 胡润中国 500 强企业中，有 42 家企业历史超 50 年，其中 70% 来自香港和中国台湾；有 6 家企业历史超百年，还有 1 家超 90 年，这些企业均来自香港。掌管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掌控九龙仓的包玉刚家族、创办李锦记的李文达家族、拥有周大福珠宝品牌的郑裕彤家族，以及长期占据华人首富位置的李嘉诚家族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创业时间最早的当属 19 世纪中期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1862 年），后于 1983 年被李兆基家族收购全部股权；最晚的则是 1929 年起步的郑裕彤家族相关企业。历经百余年持续发展，香港家族企业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其发展历程普遍比内地企业更长，在企业传承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鉴于香港与内地文化同宗同源，香港家族企业的传承经验对内地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股权传承：从 " 一碗水端平 " 到信托设计企业所有权（股权）的传承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香港商业家族经过漫长探索，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股权传承方式。经验的积累往往始于失败案例。早期，香港商业家族常见的做法是均分股权，创办于 1942 年的镛记烧鹅便是典型。创始人甘穗煇育有三子一女（也有说法是三子二女），即长子甘健成、次子甘琨礼、三子甘琨岐和女儿甘美玲。2004 年，甘穗煇去世，他希望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能精诚合作、共创家业，于是进行了自认为公平且高效的股权分配：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各持 35% 的股份，遗孀麦少珍及三子甘琨岐、女儿甘美玲各持 10%。此后，甘琨岐去世、甘美玲移民，次子甘琨礼取得他们共计 20% 的股份，股权增至 55%，成为公司最大股东；长子甘健成仅获得母亲的 10% 股份，股权增至 45%。兄弟二人因经营理念不合产生矛盾，甘健成要求退股，但因价格问题无法达成共识，两兄弟最终对簿公堂。诉讼期间，甘健成去世。2012 年，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镛记归甘琨礼所有。然而，诉讼使家族形象受损。甘琨礼与甘美玲兄妹因官司与母亲疏远，甘家第三代基本不再往来。甘健成的两个儿子离开镛记自立门户，与镛记形成竞争关系。尽管甘琨礼希望以连锁形式扩大企业规模，但受内外部因素影响，现今镛记仍只有少数几家店铺。可见，" 一碗水端平 " 的股权传承方式弊端重重，最终给企业运营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除了平分股权，香港家族企业在传承企业所有权时也较早运用了信托，但同样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创建于 1963 年的新鸿基地产便是典型案例。创始人郭得胜 1990 年去世，他生前将价值数百亿元的集团股权锁入郭氏家族信托，规定不可分拆、不准出售，受益人包括其遗孀邝肖卿和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及其家人。郭得胜希望通过信托绑定受益人，实现家族财富的顺利传承。但长子郭炳湘经历变故后身心受创，与母亲和两个弟弟在企业经营上产生重大分歧，最终三兄弟内斗。为解决纷争，2010 年 10 月，邝肖卿宣布重组郭氏家族信托基金，将 43% 的股权一分为三，分别分给 " 郭炳湘的家人 "" 郭炳江及其家人 " 和 " 郭炳联及其家人 "。" 的 " 与 " 及 " 一字之差，差别明显。2014 年，邝肖卿再次重新分配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的集团股份，才使信托得以稳定运行。相较之下，曾与郭得胜共同创业的李兆基家族对信托的运用更为成熟。李兆基家族名下的主要资产为恒基地产，通过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单位信托）控制相关家族企业。三家位于开曼群岛的信托协助李兆基家族实施家族治理。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各占 50% 的信托受益比例，而非实际持股股份，且受益比例每五年根据他们对家族企业的贡献动态调整；对有特别贡献的家族成员，还有额外分红奖励；家族信托的对外重大决策需李家杰与李家诚共同签字，单项投资不得超过 50 亿元；每新增一位家族成员可获得价值 2 亿元的成长基金，鼓励家族成员繁衍后代；要求受益人拿出不低于收益的 10% 进行捐赠，践行家族价值观，提升家族社会形象。相较于郭得胜家族初期过于刚性的信托设计，李兆基家族的信托机制考虑到了家族和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得益于这份成熟的信托设计和良好的家族治理，李兆基家族实现了企业和财富的顺利传承。2015 年，李兆基宣布交棒安排，长子李家杰负责内地业务，次子李家诚负责香港业务。2019 年，李兆基正式退休，两个儿子共同担任恒基兆业联席主席和董事总经理。2025 年 3 月，李兆基逝世，家族上下两代顺利交接，未引起任何风波。无独有偶，周大福、新世界地产等产业的控制家族郑裕彤家族，也通过海外信托实现了对家族企业的股权控制。虽然其旗下部分企业管理层近年来有所变化，但得益于成熟的信托机制，股权未受影响，家族对企业的掌控权始终如一。此外，李嘉诚家族也依靠系统的信托设计实现了家族资产的传承。多子女家庭：股权传承修枝剪叶，管理权分工不分家作为信奉 " 多子多福 " 的华人文化地区，香港商业家族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多子女家庭如何进行股权和管理权的传承，其中包括有多个儿子、女儿的传承，以及只有女儿的传承。前者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能力与志趣各异的家族后代中选出企业实控人；后者则是如何将企业股权、管理权合理交接给女儿、女婿。一般而言，有儿有女的商业家族随着成员增加、规模扩大，会经历 " 修枝剪叶 " 的过程，即通过购买等方式将股份集中于有能力、有意愿掌控家族企业的后代手中。成立于 1906 年的利丰集团便是典型案例，由冯氏家族控股。1972 年，家族三代冯国经、冯国纶进入家族企业，希望推动利丰改革成为现代化企业。但兄弟二人股权仅占 13.8%，难以进行变革。除冯氏兄弟外，其他家族成员多为被动持股，对公司管理参与不深。于是，冯氏兄弟通过贷款购买流通股权，再与家族成员一一协商，以 80% 的溢价收购其他家族成员股份，公司实现私有化后再上市融资，实现利丰转型。然而，虽然家族企业得以保全和持续发展，但这种 " 修枝剪叶 " 给家族成员带来痛苦和挣扎。冯国经、冯国纶兄弟曾坦言：" 这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年。" 其他家族分支成员脱离利丰集团后，过着平凡生活，与掌控企业的家族分支渐行渐远。家族企业传承未能与家族治理同步，是家族部分离散的主要原因。另一个 " 修枝剪叶 " 的典型案例是李锦记。该企业由李锦裳创立于 1888 年，迄今已传承至第六代，发展了 137 年。1972 年，李氏家族第二代兄弟三人理念不合，李锦裳三子李兆南以 240 万的价格收购两个哥哥 66.7% 的股权，家族元气大伤。但李兆南得以重整公司，李锦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4 年，家族第三代李文达赠送弟弟李文乐 40% 股权，兄弟二人共同管理公司。后李文乐因患病要求清算股权，李文达只得贱卖资产，以 8000 万元收购股份。进入新世纪后，李文达四子李惠森与父亲企业经营理念不合，要求分家，经多次沟通后回心转意。李文达在经历帮助父亲购买两位伯伯的股份、购买自己兄弟的股份和儿子要求分家后，痛定思痛，开始着手家族治理，设立了完整的家族股权继承、流转、内部激励等制度，使李锦记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家族也顺利传承至第六代。股权传承需要 " 修枝剪叶 "，管理权的传承则需要 " 分工不分家 "。以郑裕彤家族为例，虽然外界对其旗下企业新世界地产的频繁 " 换帅 " 关注颇多，但从企业股权看，郑裕彤家族依然牢牢掌控着包括新世界地产、周大福珠宝、周大福创建等在内的郑氏家族产业。从管理权看，尽管引入了职业经理人，但郑家后人仍担任重要企业管理职位。如郑裕彤长子郑家纯一脉，长女郑志雯执掌瑰丽酒店集团和周大福珠宝，次子郑志明担任新联建联席 CEO，三子郑志亮 2024 年进入周大福珠宝负责北亚业务。郑裕彤次子郑家成一脉，长子郑智恒与郑志雯一起在周大福珠宝工作，次子郑志谦也在新世界中国工作。有儿有女的家庭可以 " 分工不分家 "，若商业家族后代都是女儿呢？一代 " 船王 " 包玉刚家族便是典型案例。包玉刚与妻子黄秀英生有四个女儿，为传承家业，夫妇设置了五个家族信托，一个作为家族信托主体，其他四个交给四个女儿和女婿管理，分别掌控各自旗下企业：大女儿一家获得环球航运生意，二女儿一家获得会德丰与九龙仓的地产，三女儿一家获得家族贸易生意，四女儿一家获得家族金融投资生意，每个女儿的家庭都有独立事业，互不干涉。在各女儿的信托文件中，包玉刚加入条款：信托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归女儿所有，企业的管理权全权由女婿负责。在这样严密的信托设计下，包玉刚家族实现了顺利传承。包玉刚去世后，女婿之一吴光正也遵循儿女各有产业、互不干涉的传承原则：儿子吴宗权继承会德丰与九龙仓，次女吴宗恩继承连卡佛（LaneCraw－ford）及载思时装（JoyceBoutique），长女吴宗明分配其他资产，同样实现了顺利传承。吴光正曾坦言：" 分家是一门艺术，要注意让彼此均可各尽所长。子女分开后，不论好坏，各自负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尽管香港商业家族普遍多子女，但个人能力与志趣未必能持续支撑企业经营和家族发展，再加上个人健康、意外事故等因素，香港商业家族仍会面临某个代际缺乏合格接班人的局面。创立美心餐厅的伍氏家族便是代表之一。该餐厅由伍舜德、伍沾德兄弟创立于 1956 年。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伍氏家族就开始规划传承，但由于种种原因，家族二代未能出现合适的接班人选。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伍氏兄弟已步入耄耋之年，决定加快步伐，采用 " 隔代传承 " 方式，将家业从一代直接传至三代。按照计划，2000 年，伍舜德辞去集团主席，由弟弟伍沾德接任，家族第三代伍伟国晋升为董事总经理，负责企业日常管理。2008 年，伍伟国就任美心集团董事局主席，正式接管美心集团。虽然历经波折，但在 " 隔代传承 " 理念支持下，伍家实现了顺利传承。家族治理：从家规家训到家族领导人与企业传承类似，香港商业家族的家族治理也经历了学习过程，主要包括设立家规家训和确立家族领导人。前者以李兆基家族、李锦记家族为代表，后者的典型案例是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的夫人邝肖卿。如前所述，李兆基家族在信托文件中已写明重要家族规约，涵盖企业股权分配、流转、家族（企业）大事决策机制以及家族对公益慈善的承诺。李锦记家族则建立了一整套家族治理机制。首先确立家族价值观：务实、诚信、永远创业精神；思利及人，造福社会，共享成果。其次设立完整的家族宪法，规定股东必须具有李家血缘，不限男女；若股东退出，股份由公司回购；家族成员需拥有外部 3 — 5 年工作经历后才可进入家族企业，入职程序和考核与非家族成员一致；家族委员会优先推举有兴趣的家族精英进入，可聘请外部非执行董事，主席由家族成员担任；家族宪法修订需 75% 以上家族委员会成员同意等。除了正式的家族宪法，还有非正式的家族规约，要求家族成员不要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其中，不要晚婚主要是建议，不准离婚和不准有婚外情是家族成员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违反者就要自动退出董事会。此外，李锦记家族还设立了系统的家族治理机构。家族委员会作为家族内部沟通平台，以区分家族与董事会决策。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每次 4 天，由家族成员轮流主持。学习与发展平台负责家族成员的学习和培训，有集体学习和个别培养两种形式，负责人由第四代成员轮流担任。家族议会从属于家族委员会，是所有家族成员的沟通平台，不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需所有成员参与的内部事务。家族基金会负责家族慈善事务，践行家族 " 思利及人 " 的价值观。家族投资公司负责家族企业外的投资和未来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公众人物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那些曾因代言辱华品牌、绯闻不断、甚至容貌变化而备受争议的明星。尽管这些负面新闻频频曝光，某些艺人依然能够保持其在娱乐圈的风头，甚至看似“脸垮”也未影响其事业发展。这让人不禁思考，是否在如今的娱乐圈中，不红才是最好的“保护色”？本文将从代言辱华品牌、绯闻不断、外貌变化、粉丝文化、媒体操作和娱乐圈规则六个方面，探讨明星如何在负面新闻中逆袭，以及这些现象是否反映了娱乐圈对明星的“宽容”和商业运作的现实。
代言辱华品牌：一把双刃剑
明星代言的品牌，尤其是当代言涉及到有争议的品牌时，往往会面临公众舆论的压力。某些品牌因涉嫌辱华或其他敏感话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明星代言这些品牌，往往并不直接受到舆论的压垮，反而可能借助这些争议再次获得关注。在一些情况下，品牌的争议反而成为了明星宣传的一个亮点，形成了“话题效应”，让明星保持曝光度。
尽管公众对此类代言往往充满质疑，但在娱乐圈，这种“负面曝光”往往被娱乐公司和品牌视为一种“有效营销手段”。通过争议，明星和品牌可以迅速引起话题，吸引媒体关注，转化为更高的商业价值。对于一些明星而言，代言争议品牌不仅没有让他们“下坡”，反而提升了他们的市场价值。
代言辱华品牌的影响也不是单纯的负面效应。部分明星并未因此失去事业的基础，反而借此实现了形象上的“重塑”。一些明星利用负面新闻积累了足够的关注度，进而通过多种手段扭转形象，甚至取得更为稳固的事业发展。由此可见，代言辱华品牌不一定是明星发展的“死亡之吻”，反而可能是一条捷径。
绯闻不断：娱乐圈的“热度”法则
在娱乐圈，绯闻往往被视为一种必要的“公关工具”。明星与他人传出的绯闻，无论真假，都能为他们带来极大的关注，成为话题的中心。无论是与其他明星的恋情，还是与圈外人士的互动，绯闻不断的明星似乎永远不会缺乏曝光度。
这背后反映出娱乐圈对于“热度”的渴求。在很多情况下，媒体与公众并不关心绯闻的真实性，而是热衷于追逐“刺激”的话题。这种“热度”不仅能够提升明星的曝光率，甚至成为他们维持人气的手段之一。某些明星通过不断制造或放任绯闻，成功保持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
绯闻不断也并非没有风险。虽然短期内可以提高明星的关注度，但过多的绯闻或过于恶劣的传闻也可能会导致公众的反感。部分明星因此遭遇事业的瓶颈，甚至引发了媒体与公众的不满。尽管如此，这种现象依旧频繁出现，且许多明星通过绯闻逆袭，创造了事业的新高峰。
“脸垮”现象：明星的外貌变化与公众认知
随着时间的流逝，明星的外貌往往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一些曾因容貌而被人称道的明星，逐渐因为衰老、整容失败或其他原因面临“脸垮”的尴尬。即使如此，他们依然能够继续活跃于娱乐圈。这背后反映的是，外貌变化对于部分明星而言并不是终结其事业的“终极考验”。
娱乐圈的明星并非单纯依靠外貌维持地位。许多明星逐渐发现，自己的才华、个人魅力、乃至深厚的粉丝基础，比起外貌更加重要。即使“脸垮”，他们依旧能够通过其他方面的表现，继续赢得观众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外貌的变化反而让他们更加“接地气”，获得了更多观众的共鸣。
现代媒体对明星的形象塑造也有着强大的控制力。无论外貌如何变化，娱乐公司和媒体总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包装，使明星依然能够保持在公众视线中的高度关注。这种背后的运营和技巧，也说明了即使“脸垮”并非不可逆转，明星依然能够在娱乐圈中继续活跃。
粉丝文化：明星的坚实后盾
粉丝文化在现代娱乐圈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许多明星的事业依赖于他们庞大的粉丝群体，即便面临负面新闻或形象上的问题，粉丝的支持仍然是他们维持人气和曝光度的重要来源。粉丝不仅为明星带来持续的关注，也帮助明星“抵挡”外界的负面评价。
尤其是在一些明星面临代言争议或绯闻频发时，粉丝文化的作用尤为明显。粉丝不仅为偶像辩护，甚至可能发动网络攻势，抵制那些对明星不利的舆论。通过这种方式，明星的形象往往能够得到维护，甚至在负面新闻中逆袭而上。
粉丝文化也有其负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粉丝的盲目支持可能加剧了明星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明星失去了理性判断力。这也使得部分明星在“过度依赖”粉丝支持的忽视了自身形象的长期发展。
媒体操作：背后的“黑手”与操控
娱乐圈中的媒体操作往往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许多情况下，明星的形象、新闻和话题并非完全由自身控制，而是背后强大的公关团队和媒体策划所主导。媒体通过对话题的操作和引导，能够迅速将某个明星推向公众的视野，制造话题，甚至让其负面新闻成为“热点”。
这些背后的“黑手”往往帮助明星在面临危机时，通过合适的公关手段化解舆论压力，或通过制造新的新闻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对于某些明星而言，媒体操作不仅是获取曝光度的手段，也是度过危机的工具。明星是否红，往往取决于其公关团队和媒体操作的能力。
过度依赖媒体操作也可能带来隐患。长期的媒体曝光可能导致公众对明星产生“疲劳感”，从而影响其形象和市场价值。如何平衡媒体曝光与个人形象，是许多明星面临的重要挑战。
娱乐圈规则：不红才是保护色
尽管负面新闻频发，某些明星依然能够在娱乐圈保持长久的“热度”，这其中的原因与娱乐圈的规则密切相关。在当前的娱乐圈，明星的“热度”不仅与其作品和演技挂钩，还与其背后的资源、媒体曝光度和粉丝支持息息相关。
在某些情况下，明星即使遭遇负面新闻的冲击，依然能够通过强大的后台和持续的曝光获得市场份额。而那些处于“边缘”的明星，反而因较少曝光，避免了过度的舆论压力，保持了一种“保护色”。这种现象也表明了娱乐圈对于明星形象的包容性，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公众对于明星个人问题的宽容。
通过分析代言辱华品牌、绯闻不断、脸垮了仍风生水起等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娱乐圈背后的运作和规则。负面新闻未必是明星事业的终结，反而可能成为他们逆袭的契机。而粉丝文化、媒体操作以及娱乐圈的复杂规则，成了明星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明星在负面新闻中依然能够风生水起，正是这一套复杂的娱乐机制让他们在舆论的漩涡中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