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香港家族企业用百年兴衰史，写就了一部企业传承的 " 实践教科书 "。本文以李兆基、郑裕彤、李锦记等商业家族为镜，揭示了基业长青背后的系统性工程——传承不仅是财富交接，更是制度、文化与人性的精密平衡。作者 | 李海涛，长江商学院院长来源 | 经济观察报从 19 世纪 40 年代至今，香港历经 180 多年的现代经济发展，虽道路曲折，但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也涌现出一批持续经营多代的家族企业。在 2024 胡润中国 500 强企业中，有 42 家企业历史超 50 年，其中 70% 来自香港和中国台湾；有 6 家企业历史超百年，还有 1 家超 90 年，这些企业均来自香港。掌管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掌控九龙仓的包玉刚家族、创办李锦记的李文达家族、拥有周大福珠宝品牌的郑裕彤家族，以及长期占据华人首富位置的李嘉诚家族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创业时间最早的当属 19 世纪中期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1862 年），后于 1983 年被李兆基家族收购全部股权；最晚的则是 1929 年起步的郑裕彤家族相关企业。历经百余年持续发展，香港家族企业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其发展历程普遍比内地企业更长，在企业传承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鉴于香港与内地文化同宗同源，香港家族企业的传承经验对内地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股权传承：从 " 一碗水端平 " 到信托设计企业所有权（股权）的传承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香港商业家族经过漫长探索，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股权传承方式。经验的积累往往始于失败案例。早期，香港商业家族常见的做法是均分股权，创办于 1942 年的镛记烧鹅便是典型。创始人甘穗煇育有三子一女（也有说法是三子二女），即长子甘健成、次子甘琨礼、三子甘琨岐和女儿甘美玲。2004 年，甘穗煇去世，他希望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能精诚合作、共创家业，于是进行了自认为公平且高效的股权分配：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各持 35% 的股份，遗孀麦少珍及三子甘琨岐、女儿甘美玲各持 10%。此后，甘琨岐去世、甘美玲移民，次子甘琨礼取得他们共计 20% 的股份，股权增至 55%，成为公司最大股东；长子甘健成仅获得母亲的 10% 股份，股权增至 45%。兄弟二人因经营理念不合产生矛盾，甘健成要求退股，但因价格问题无法达成共识，两兄弟最终对簿公堂。诉讼期间，甘健成去世。2012 年，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镛记归甘琨礼所有。然而，诉讼使家族形象受损。甘琨礼与甘美玲兄妹因官司与母亲疏远，甘家第三代基本不再往来。甘健成的两个儿子离开镛记自立门户，与镛记形成竞争关系。尽管甘琨礼希望以连锁形式扩大企业规模，但受内外部因素影响，现今镛记仍只有少数几家店铺。可见，" 一碗水端平 " 的股权传承方式弊端重重，最终给企业运营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除了平分股权，香港家族企业在传承企业所有权时也较早运用了信托，但同样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创建于 1963 年的新鸿基地产便是典型案例。创始人郭得胜 1990 年去世，他生前将价值数百亿元的集团股权锁入郭氏家族信托，规定不可分拆、不准出售，受益人包括其遗孀邝肖卿和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及其家人。郭得胜希望通过信托绑定受益人，实现家族财富的顺利传承。但长子郭炳湘经历变故后身心受创，与母亲和两个弟弟在企业经营上产生重大分歧，最终三兄弟内斗。为解决纷争，2010 年 10 月，邝肖卿宣布重组郭氏家族信托基金，将 43% 的股权一分为三，分别分给 " 郭炳湘的家人 "" 郭炳江及其家人 " 和 " 郭炳联及其家人 "。" 的 " 与 " 及 " 一字之差，差别明显。2014 年，邝肖卿再次重新分配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的集团股份，才使信托得以稳定运行。相较之下，曾与郭得胜共同创业的李兆基家族对信托的运用更为成熟。李兆基家族名下的主要资产为恒基地产，通过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单位信托）控制相关家族企业。三家位于开曼群岛的信托协助李兆基家族实施家族治理。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各占 50% 的信托受益比例，而非实际持股股份，且受益比例每五年根据他们对家族企业的贡献动态调整；对有特别贡献的家族成员，还有额外分红奖励；家族信托的对外重大决策需李家杰与李家诚共同签字，单项投资不得超过 50 亿元；每新增一位家族成员可获得价值 2 亿元的成长基金，鼓励家族成员繁衍后代；要求受益人拿出不低于收益的 10% 进行捐赠，践行家族价值观，提升家族社会形象。相较于郭得胜家族初期过于刚性的信托设计，李兆基家族的信托机制考虑到了家族和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得益于这份成熟的信托设计和良好的家族治理，李兆基家族实现了企业和财富的顺利传承。2015 年，李兆基宣布交棒安排，长子李家杰负责内地业务，次子李家诚负责香港业务。2019 年，李兆基正式退休，两个儿子共同担任恒基兆业联席主席和董事总经理。2025 年 3 月，李兆基逝世，家族上下两代顺利交接，未引起任何风波。无独有偶，周大福、新世界地产等产业的控制家族郑裕彤家族，也通过海外信托实现了对家族企业的股权控制。虽然其旗下部分企业管理层近年来有所变化，但得益于成熟的信托机制，股权未受影响，家族对企业的掌控权始终如一。此外，李嘉诚家族也依靠系统的信托设计实现了家族资产的传承。多子女家庭：股权传承修枝剪叶，管理权分工不分家作为信奉 " 多子多福 " 的华人文化地区，香港商业家族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多子女家庭如何进行股权和管理权的传承，其中包括有多个儿子、女儿的传承，以及只有女儿的传承。前者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能力与志趣各异的家族后代中选出企业实控人；后者则是如何将企业股权、管理权合理交接给女儿、女婿。一般而言，有儿有女的商业家族随着成员增加、规模扩大，会经历 " 修枝剪叶 " 的过程，即通过购买等方式将股份集中于有能力、有意愿掌控家族企业的后代手中。成立于 1906 年的利丰集团便是典型案例，由冯氏家族控股。1972 年，家族三代冯国经、冯国纶进入家族企业，希望推动利丰改革成为现代化企业。但兄弟二人股权仅占 13.8%，难以进行变革。除冯氏兄弟外，其他家族成员多为被动持股，对公司管理参与不深。于是，冯氏兄弟通过贷款购买流通股权，再与家族成员一一协商，以 80% 的溢价收购其他家族成员股份，公司实现私有化后再上市融资，实现利丰转型。然而，虽然家族企业得以保全和持续发展，但这种 " 修枝剪叶 " 给家族成员带来痛苦和挣扎。冯国经、冯国纶兄弟曾坦言：" 这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年。" 其他家族分支成员脱离利丰集团后，过着平凡生活，与掌控企业的家族分支渐行渐远。家族企业传承未能与家族治理同步，是家族部分离散的主要原因。另一个 " 修枝剪叶 " 的典型案例是李锦记。该企业由李锦裳创立于 1888 年，迄今已传承至第六代，发展了 137 年。1972 年，李氏家族第二代兄弟三人理念不合，李锦裳三子李兆南以 240 万的价格收购两个哥哥 66.7% 的股权，家族元气大伤。但李兆南得以重整公司，李锦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4 年，家族第三代李文达赠送弟弟李文乐 40% 股权，兄弟二人共同管理公司。后李文乐因患病要求清算股权，李文达只得贱卖资产，以 8000 万元收购股份。进入新世纪后，李文达四子李惠森与父亲企业经营理念不合，要求分家，经多次沟通后回心转意。李文达在经历帮助父亲购买两位伯伯的股份、购买自己兄弟的股份和儿子要求分家后，痛定思痛，开始着手家族治理，设立了完整的家族股权继承、流转、内部激励等制度，使李锦记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家族也顺利传承至第六代。股权传承需要 " 修枝剪叶 "，管理权的传承则需要 " 分工不分家 "。以郑裕彤家族为例，虽然外界对其旗下企业新世界地产的频繁 " 换帅 " 关注颇多，但从企业股权看，郑裕彤家族依然牢牢掌控着包括新世界地产、周大福珠宝、周大福创建等在内的郑氏家族产业。从管理权看，尽管引入了职业经理人，但郑家后人仍担任重要企业管理职位。如郑裕彤长子郑家纯一脉，长女郑志雯执掌瑰丽酒店集团和周大福珠宝，次子郑志明担任新联建联席 CEO，三子郑志亮 2024 年进入周大福珠宝负责北亚业务。郑裕彤次子郑家成一脉，长子郑智恒与郑志雯一起在周大福珠宝工作，次子郑志谦也在新世界中国工作。有儿有女的家庭可以 " 分工不分家 "，若商业家族后代都是女儿呢？一代 " 船王 " 包玉刚家族便是典型案例。包玉刚与妻子黄秀英生有四个女儿，为传承家业，夫妇设置了五个家族信托，一个作为家族信托主体，其他四个交给四个女儿和女婿管理，分别掌控各自旗下企业：大女儿一家获得环球航运生意，二女儿一家获得会德丰与九龙仓的地产，三女儿一家获得家族贸易生意，四女儿一家获得家族金融投资生意，每个女儿的家庭都有独立事业，互不干涉。在各女儿的信托文件中，包玉刚加入条款：信托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归女儿所有，企业的管理权全权由女婿负责。在这样严密的信托设计下，包玉刚家族实现了顺利传承。包玉刚去世后，女婿之一吴光正也遵循儿女各有产业、互不干涉的传承原则：儿子吴宗权继承会德丰与九龙仓，次女吴宗恩继承连卡佛（LaneCraw－ford）及载思时装（JoyceBoutique），长女吴宗明分配其他资产，同样实现了顺利传承。吴光正曾坦言：" 分家是一门艺术，要注意让彼此均可各尽所长。子女分开后，不论好坏，各自负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尽管香港商业家族普遍多子女，但个人能力与志趣未必能持续支撑企业经营和家族发展，再加上个人健康、意外事故等因素，香港商业家族仍会面临某个代际缺乏合格接班人的局面。创立美心餐厅的伍氏家族便是代表之一。该餐厅由伍舜德、伍沾德兄弟创立于 1956 年。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伍氏家族就开始规划传承，但由于种种原因，家族二代未能出现合适的接班人选。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伍氏兄弟已步入耄耋之年，决定加快步伐，采用 " 隔代传承 " 方式，将家业从一代直接传至三代。按照计划，2000 年，伍舜德辞去集团主席，由弟弟伍沾德接任，家族第三代伍伟国晋升为董事总经理，负责企业日常管理。2008 年，伍伟国就任美心集团董事局主席，正式接管美心集团。虽然历经波折，但在 " 隔代传承 " 理念支持下，伍家实现了顺利传承。家族治理：从家规家训到家族领导人与企业传承类似，香港商业家族的家族治理也经历了学习过程，主要包括设立家规家训和确立家族领导人。前者以李兆基家族、李锦记家族为代表，后者的典型案例是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的夫人邝肖卿。如前所述，李兆基家族在信托文件中已写明重要家族规约，涵盖企业股权分配、流转、家族（企业）大事决策机制以及家族对公益慈善的承诺。李锦记家族则建立了一整套家族治理机制。首先确立家族价值观：务实、诚信、永远创业精神；思利及人，造福社会，共享成果。其次设立完整的家族宪法，规定股东必须具有李家血缘，不限男女；若股东退出，股份由公司回购；家族成员需拥有外部 3 — 5 年工作经历后才可进入家族企业，入职程序和考核与非家族成员一致；家族委员会优先推举有兴趣的家族精英进入，可聘请外部非执行董事，主席由家族成员担任；家族宪法修订需 75% 以上家族委员会成员同意等。除了正式的家族宪法，还有非正式的家族规约，要求家族成员不要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其中，不要晚婚主要是建议，不准离婚和不准有婚外情是家族成员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违反者就要自动退出董事会。此外，李锦记家族还设立了系统的家族治理机构。家族委员会作为家族内部沟通平台，以区分家族与董事会决策。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每次 4 天，由家族成员轮流主持。学习与发展平台负责家族成员的学习和培训，有集体学习和个别培养两种形式，负责人由第四代成员轮流担任。家族议会从属于家族委员会，是所有家族成员的沟通平台，不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需所有成员参与的内部事务。家族基金会负责家族慈善事务，践行家族 " 思利及人 " 的价值观。家族投资公司负责家族企业外的投资和未来
从央视一姐到查无此人，卖房为夫还债的董卿，到底走错了哪一步？
文章摘要：
董卿曾是央视的当红女主持，凭借其优雅的气质和出色的主持才华，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曾经的“央视一姐”似乎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甚至在媒体的报道中出现“查无此人”的现象。而更让人震惊的是，董卿为丈夫还债卖房的消息，让许多人不禁质疑她的选择和人生轨迹。这篇文章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董卿从事业巅峰到默默无闻，甚至为丈夫还债卖房的过程，分析她在其中可能犯下的几个关键性错误。通过对她职业生涯和个人选择的剖析，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董卿的“错步”，以及她如何从央视的辉煌到如今的低谷。
一、事业巅峰后的选择与沉寂
董卿的事业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从《新闻联播》到《幸运52》，再到《舞蹈大赛》，她主持的节目无一不火爆，甚至成为了中国电视界的标杆人物。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董卿并未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选择继续发力，而是选择了在黄金时段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她的突然“消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很多人认为她的离开是个人选择，或许是想要过上更加平静的生活，但这种选择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她内心的困惑与不安。究竟是因为对央视工作的疲惫，还是对私生活的追求，董卿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选择了离开，给自己的人生轨迹带来了不小的波动。
董卿的沉寂也与她个人的性格和情感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她始终以低调谦和的形象示人，或许这种内向的性格使她难以适应娱乐圈的浮躁与变幻莫测。而长期的低调，可能让她逐渐失去了公众的关注，最终导致她从央视一姐到查无此人。
二、婚姻与家庭的选择，牺牲与迷失
董卿的婚姻生活曾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与丈夫的感情起初充满甜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婚姻却成了她个人命运的一个沉重负担。董卿的丈夫，虽为事业有成的男人，但由于商业上的失误，陷入了巨额的债务危机。而令人震惊的是，董卿选择了卖房为丈夫偿还债务，这一行为无疑给她的事业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董卿为爱付出的决心和行为，也让人不得不反思，她是否在婚姻中迷失了自己。将丈夫的债务视为自己的责任，董卿不仅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机会，也逐渐消耗了她本应用来追求个人幸福的时间与精力。她的选择让公众看到了一个“牺牲型”女性形象，但同时也引发了对她人生抉择的质疑：她是否过于依赖并放弃了自己？
三、事业与家庭的平衡缺失
在董卿的个人生活中，事业和家庭之间似乎从未达到过理想的平衡。她曾是央视一姐，掌握着无数的机会和资源，但在面对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时，她似乎无法很好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她为了丈夫的债务问题而做出的牺牲时，她的选择显得尤为复杂。
事业与家庭的矛盾无疑是她的一大困扰。作为公众人物，董卿的工作压力远比普通人想象的要大，常年处于聚光灯下的她难以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之间找到一个舒适的中间地带。她的事业巅峰过后，选择隐退，实际上是对自己过度工作的反思，但同时也让她错失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四、公共形象与个人形象的错位
董卿的个人形象始终是低调、内敛的，她的公众形象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随着她选择“卖房为夫还债”这一行为曝光后，这种完美的形象开始出现裂痕。公众开始对她的私生活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也让她的公众形象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董卿的转型尝试并未能够在公众面前获得足够的认同。她选择将家庭和丈夫放在事业前面，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她个人性格的自然流露，但却与她曾经的“央视一姐”形象产生了冲突。当她在高压和家庭责任之间挣扎时，她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甚至有些矛盾，令人对她的未来感到迷茫。
五、过度自我牺牲与人生选择的偏差
董卿的选择无疑充满了牺牲精神，她将自己的一切为家庭与丈夫做出了极大的让步。过度的自我牺牲，却使得她的个人发展陷入停滞。她似乎过于注重他人的需求，尤其是丈夫的需求，而忽视了自己事业和幸福的追求。这种过度的牺牲使她错失了更好的人生机会，也使她的情感与事业陷入了复杂的泥潭。
事实上，人生的道路充满选择，董卿的过度牺牲很可能使她偏离了应有的人生轨迹。她在长期的努力中忽略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导致了她的形象逐渐变得平凡，并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她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是无条件地为他人付出。
六、从“央视一姐”到“查无此人”的深层原因
董卿的沉寂和失声背后，蕴含了深刻的原因。她的职业生涯过于依赖于央视这个平台，当她选择离开时，便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方向。董卿的个人生活选择过于倾向于“为了他人而活”，导致她的公众形象与私生活发生了巨大反差，无法维持起原有的影响力。她缺乏对未来的长远规划，尤其是在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方面，她未能作出理智的决策。
最终，董卿从“央视一姐”到“查无此人”的转变，不仅仅是职业生涯的选择失误，更是生活选择上的迷失。从一个公众人物的角度来看，如何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处理好自我牺牲与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或许是董卿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董卿从央视一姐到查无此人，从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低谷，其背后是复杂的事业、家庭、个人选择的交织。她的职业生涯选择，家庭生活中的牺牲，以及在事业与个人平衡上的失误，都使得她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通过对董卿的剖析，我们看到了一位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迷茫与牺牲。她的故事提醒我们，在面对人生选择时，如何平衡个人与他人的需求，如何在变幻莫测的事业与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然是每个人都需要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