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香港家族企业用百年兴衰史，写就了一部企业传承的 " 实践教科书 "。本文以李兆基、郑裕彤、李锦记等商业家族为镜，揭示了基业长青背后的系统性工程——传承不仅是财富交接，更是制度、文化与人性的精密平衡。作者 | 李海涛，长江商学院院长来源 | 经济观察报从 19 世纪 40 年代至今，香港历经 180 多年的现代经济发展，虽道路曲折，但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也涌现出一批持续经营多代的家族企业。在 2024 胡润中国 500 强企业中，有 42 家企业历史超 50 年，其中 70% 来自香港和中国台湾；有 6 家企业历史超百年，还有 1 家超 90 年，这些企业均来自香港。掌管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掌控九龙仓的包玉刚家族、创办李锦记的李文达家族、拥有周大福珠宝品牌的郑裕彤家族，以及长期占据华人首富位置的李嘉诚家族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创业时间最早的当属 19 世纪中期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1862 年），后于 1983 年被李兆基家族收购全部股权；最晚的则是 1929 年起步的郑裕彤家族相关企业。历经百余年持续发展，香港家族企业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其发展历程普遍比内地企业更长，在企业传承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鉴于香港与内地文化同宗同源，香港家族企业的传承经验对内地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股权传承：从 " 一碗水端平 " 到信托设计企业所有权（股权）的传承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香港商业家族经过漫长探索，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股权传承方式。经验的积累往往始于失败案例。早期，香港商业家族常见的做法是均分股权，创办于 1942 年的镛记烧鹅便是典型。创始人甘穗煇育有三子一女（也有说法是三子二女），即长子甘健成、次子甘琨礼、三子甘琨岐和女儿甘美玲。2004 年，甘穗煇去世，他希望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能精诚合作、共创家业，于是进行了自认为公平且高效的股权分配：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各持 35% 的股份，遗孀麦少珍及三子甘琨岐、女儿甘美玲各持 10%。此后，甘琨岐去世、甘美玲移民，次子甘琨礼取得他们共计 20% 的股份，股权增至 55%，成为公司最大股东；长子甘健成仅获得母亲的 10% 股份，股权增至 45%。兄弟二人因经营理念不合产生矛盾，甘健成要求退股，但因价格问题无法达成共识，两兄弟最终对簿公堂。诉讼期间，甘健成去世。2012 年，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镛记归甘琨礼所有。然而，诉讼使家族形象受损。甘琨礼与甘美玲兄妹因官司与母亲疏远，甘家第三代基本不再往来。甘健成的两个儿子离开镛记自立门户，与镛记形成竞争关系。尽管甘琨礼希望以连锁形式扩大企业规模，但受内外部因素影响，现今镛记仍只有少数几家店铺。可见，" 一碗水端平 " 的股权传承方式弊端重重，最终给企业运营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除了平分股权，香港家族企业在传承企业所有权时也较早运用了信托，但同样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创建于 1963 年的新鸿基地产便是典型案例。创始人郭得胜 1990 年去世，他生前将价值数百亿元的集团股权锁入郭氏家族信托，规定不可分拆、不准出售，受益人包括其遗孀邝肖卿和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及其家人。郭得胜希望通过信托绑定受益人，实现家族财富的顺利传承。但长子郭炳湘经历变故后身心受创，与母亲和两个弟弟在企业经营上产生重大分歧，最终三兄弟内斗。为解决纷争，2010 年 10 月，邝肖卿宣布重组郭氏家族信托基金，将 43% 的股权一分为三，分别分给 " 郭炳湘的家人 "" 郭炳江及其家人 " 和 " 郭炳联及其家人 "。" 的 " 与 " 及 " 一字之差，差别明显。2014 年，邝肖卿再次重新分配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的集团股份，才使信托得以稳定运行。相较之下，曾与郭得胜共同创业的李兆基家族对信托的运用更为成熟。李兆基家族名下的主要资产为恒基地产，通过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单位信托）控制相关家族企业。三家位于开曼群岛的信托协助李兆基家族实施家族治理。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各占 50% 的信托受益比例，而非实际持股股份，且受益比例每五年根据他们对家族企业的贡献动态调整；对有特别贡献的家族成员，还有额外分红奖励；家族信托的对外重大决策需李家杰与李家诚共同签字，单项投资不得超过 50 亿元；每新增一位家族成员可获得价值 2 亿元的成长基金，鼓励家族成员繁衍后代；要求受益人拿出不低于收益的 10% 进行捐赠，践行家族价值观，提升家族社会形象。相较于郭得胜家族初期过于刚性的信托设计，李兆基家族的信托机制考虑到了家族和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得益于这份成熟的信托设计和良好的家族治理，李兆基家族实现了企业和财富的顺利传承。2015 年，李兆基宣布交棒安排，长子李家杰负责内地业务，次子李家诚负责香港业务。2019 年，李兆基正式退休，两个儿子共同担任恒基兆业联席主席和董事总经理。2025 年 3 月，李兆基逝世，家族上下两代顺利交接，未引起任何风波。无独有偶，周大福、新世界地产等产业的控制家族郑裕彤家族，也通过海外信托实现了对家族企业的股权控制。虽然其旗下部分企业管理层近年来有所变化，但得益于成熟的信托机制，股权未受影响，家族对企业的掌控权始终如一。此外，李嘉诚家族也依靠系统的信托设计实现了家族资产的传承。多子女家庭：股权传承修枝剪叶，管理权分工不分家作为信奉 " 多子多福 " 的华人文化地区，香港商业家族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多子女家庭如何进行股权和管理权的传承，其中包括有多个儿子、女儿的传承，以及只有女儿的传承。前者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能力与志趣各异的家族后代中选出企业实控人；后者则是如何将企业股权、管理权合理交接给女儿、女婿。一般而言，有儿有女的商业家族随着成员增加、规模扩大，会经历 " 修枝剪叶 " 的过程，即通过购买等方式将股份集中于有能力、有意愿掌控家族企业的后代手中。成立于 1906 年的利丰集团便是典型案例，由冯氏家族控股。1972 年，家族三代冯国经、冯国纶进入家族企业，希望推动利丰改革成为现代化企业。但兄弟二人股权仅占 13.8%，难以进行变革。除冯氏兄弟外，其他家族成员多为被动持股，对公司管理参与不深。于是，冯氏兄弟通过贷款购买流通股权，再与家族成员一一协商，以 80% 的溢价收购其他家族成员股份，公司实现私有化后再上市融资，实现利丰转型。然而，虽然家族企业得以保全和持续发展，但这种 " 修枝剪叶 " 给家族成员带来痛苦和挣扎。冯国经、冯国纶兄弟曾坦言：" 这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年。" 其他家族分支成员脱离利丰集团后，过着平凡生活，与掌控企业的家族分支渐行渐远。家族企业传承未能与家族治理同步，是家族部分离散的主要原因。另一个 " 修枝剪叶 " 的典型案例是李锦记。该企业由李锦裳创立于 1888 年，迄今已传承至第六代，发展了 137 年。1972 年，李氏家族第二代兄弟三人理念不合，李锦裳三子李兆南以 240 万的价格收购两个哥哥 66.7% 的股权，家族元气大伤。但李兆南得以重整公司，李锦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4 年，家族第三代李文达赠送弟弟李文乐 40% 股权，兄弟二人共同管理公司。后李文乐因患病要求清算股权，李文达只得贱卖资产，以 8000 万元收购股份。进入新世纪后，李文达四子李惠森与父亲企业经营理念不合，要求分家，经多次沟通后回心转意。李文达在经历帮助父亲购买两位伯伯的股份、购买自己兄弟的股份和儿子要求分家后，痛定思痛，开始着手家族治理，设立了完整的家族股权继承、流转、内部激励等制度，使李锦记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家族也顺利传承至第六代。股权传承需要 " 修枝剪叶 "，管理权的传承则需要 " 分工不分家 "。以郑裕彤家族为例，虽然外界对其旗下企业新世界地产的频繁 " 换帅 " 关注颇多，但从企业股权看，郑裕彤家族依然牢牢掌控着包括新世界地产、周大福珠宝、周大福创建等在内的郑氏家族产业。从管理权看，尽管引入了职业经理人，但郑家后人仍担任重要企业管理职位。如郑裕彤长子郑家纯一脉，长女郑志雯执掌瑰丽酒店集团和周大福珠宝，次子郑志明担任新联建联席 CEO，三子郑志亮 2024 年进入周大福珠宝负责北亚业务。郑裕彤次子郑家成一脉，长子郑智恒与郑志雯一起在周大福珠宝工作，次子郑志谦也在新世界中国工作。有儿有女的家庭可以 " 分工不分家 "，若商业家族后代都是女儿呢？一代 " 船王 " 包玉刚家族便是典型案例。包玉刚与妻子黄秀英生有四个女儿，为传承家业，夫妇设置了五个家族信托，一个作为家族信托主体，其他四个交给四个女儿和女婿管理，分别掌控各自旗下企业：大女儿一家获得环球航运生意，二女儿一家获得会德丰与九龙仓的地产，三女儿一家获得家族贸易生意，四女儿一家获得家族金融投资生意，每个女儿的家庭都有独立事业，互不干涉。在各女儿的信托文件中，包玉刚加入条款：信托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归女儿所有，企业的管理权全权由女婿负责。在这样严密的信托设计下，包玉刚家族实现了顺利传承。包玉刚去世后，女婿之一吴光正也遵循儿女各有产业、互不干涉的传承原则：儿子吴宗权继承会德丰与九龙仓，次女吴宗恩继承连卡佛（LaneCraw－ford）及载思时装（JoyceBoutique），长女吴宗明分配其他资产，同样实现了顺利传承。吴光正曾坦言：" 分家是一门艺术，要注意让彼此均可各尽所长。子女分开后，不论好坏，各自负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尽管香港商业家族普遍多子女，但个人能力与志趣未必能持续支撑企业经营和家族发展，再加上个人健康、意外事故等因素，香港商业家族仍会面临某个代际缺乏合格接班人的局面。创立美心餐厅的伍氏家族便是代表之一。该餐厅由伍舜德、伍沾德兄弟创立于 1956 年。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伍氏家族就开始规划传承，但由于种种原因，家族二代未能出现合适的接班人选。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伍氏兄弟已步入耄耋之年，决定加快步伐，采用 " 隔代传承 " 方式，将家业从一代直接传至三代。按照计划，2000 年，伍舜德辞去集团主席，由弟弟伍沾德接任，家族第三代伍伟国晋升为董事总经理，负责企业日常管理。2008 年，伍伟国就任美心集团董事局主席，正式接管美心集团。虽然历经波折，但在 " 隔代传承 " 理念支持下，伍家实现了顺利传承。家族治理：从家规家训到家族领导人与企业传承类似，香港商业家族的家族治理也经历了学习过程，主要包括设立家规家训和确立家族领导人。前者以李兆基家族、李锦记家族为代表，后者的典型案例是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的夫人邝肖卿。如前所述，李兆基家族在信托文件中已写明重要家族规约，涵盖企业股权分配、流转、家族（企业）大事决策机制以及家族对公益慈善的承诺。李锦记家族则建立了一整套家族治理机制。首先确立家族价值观：务实、诚信、永远创业精神；思利及人，造福社会，共享成果。其次设立完整的家族宪法，规定股东必须具有李家血缘，不限男女；若股东退出，股份由公司回购；家族成员需拥有外部 3 — 5 年工作经历后才可进入家族企业，入职程序和考核与非家族成员一致；家族委员会优先推举有兴趣的家族精英进入，可聘请外部非执行董事，主席由家族成员担任；家族宪法修订需 75% 以上家族委员会成员同意等。除了正式的家族宪法，还有非正式的家族规约，要求家族成员不要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其中，不要晚婚主要是建议，不准离婚和不准有婚外情是家族成员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违反者就要自动退出董事会。此外，李锦记家族还设立了系统的家族治理机构。家族委员会作为家族内部沟通平台，以区分家族与董事会决策。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每次 4 天，由家族成员轮流主持。学习与发展平台负责家族成员的学习和培训，有集体学习和个别培养两种形式，负责人由第四代成员轮流担任。家族议会从属于家族委员会，是所有家族成员的沟通平台，不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需所有成员参与的内部事务。家族基金会负责家族慈善事务，践行家族 " 思利及人 " 的价值观。家族投资公司负责家族企业外的投资和未来
随着自媒体和数字平台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明星和公众人物开始将自己的个人品牌与课程、咨询等商业活动结合，形成了一种“明星涌现卖课”的新型商业模式。这不仅改变了明星的传统收入来源，也深刻影响了他们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情感连接。这一现象反映了注意力经济和情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个人IP的精准定位进行有效的变现。本文将从六个方面详细探讨“当明星涌现卖课：一场关于注意力、情感与IP变现的新实验”，包括明星与粉丝的情感连接、IP的多元化变现路径、课程内容与明星个人形象的契合度等内容，以期深入分析这一新兴商业模式的成因和影响。
一、明星涌现卖课背后的注意力经济
在数字化时代，注意力成为最为宝贵的资源。传统上，明星主要通过影视作品、代言广告等途径来吸引观众的目光，而如今，明星开始将这种“注意力”转化为更直接的经济利益。通过开设线上课程、举办讲座等形式，明星能够迅速聚集大量的粉丝流量和关注，实现商业化变现。
这种转变背后，正是注意力经济的兴起。随着社交平台和短视频的普及，粉丝对明星的关注方式和习惯发生了剧变。从之前的单向传播变为互动式关注，明星不仅要通过作品吸引观众，更需要持续地制造话题和内容，不断更新和维系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明星们开始主动跨界，参与到教育和知识传播的领域中，借助个人的影响力吸引受众。
明星卖课的背后也体现了粉丝经济的强大潜力。粉丝愿意为自己喜爱的明星支付课程费用，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多的是出于对明星的情感依赖和认同。明星通过课程分享个人经验和生活智慧，在粉丝中树立了更为亲密的关系，这种情感共鸣为课程的商业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情感连接与粉丝经济的紧密关系
明星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连接是推动“明星涌现卖课”现象的重要动力。过去，明星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单向的，粉丝通过追剧、听歌等方式消费明星的作品，明星则通过作品获得收入。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粉丝开始拥有了与明星互动的机会，明星们逐渐认识到粉丝不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也可以是主动的支持者和合作者。
明星通过社交平台与粉丝建立起更加直接和私密的联系，例如分享个人生活、发布实时动态，甚至参与直播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增加了粉丝的参与感，也让他们在情感上产生了更深的认同。当明星推出课程时，粉丝的购买动机往往不单纯是为了获得知识，更多的是出于对明星个性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他们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
情感连接成为明星卖课成功的核心要素。通过不断深化与粉丝的情感纽带，明星能够建立起更强的个人品牌，从而推动课程的销售和变现。这种情感连接也推动了粉丝经济的蓬勃发展，明星不仅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赚钱，还能够通过与粉丝建立情感关系，开辟出新的收入来源。
三、IP多元化的变现路径
IP（知识产权）在“明星涌现卖课”现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星的个人品牌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IP，包含了明星的形象、风格、个人经历等元素。明星通过对这些元素的精细包装和营销，可以将自己的IP多元化地进行变现。课程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明星还可以通过出版书籍、举办线下活动、开设付费社群等途径，进一步拓展自己的IP价值。
在实际操作中，明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粉丝需求，设计与自己形象相符的课程。例如，健身明星可以开设健身课程，心理学专家可以开设情感咨询课程，知名演员则可以分享演技技巧或行业经验。通过这样的IP衍生，明星不仅能够实现商业价值的多元化，还能够将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更多的领域。
明星IP的多元化变现不仅限于课程内容本身，还可以通过跨界合作、品牌代言等形式进行拓展。明星与其他品牌的合作，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跨界合作，能够进一步提升IP的市场价值和商业回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现路径，明星的个人IP逐渐从单一的作品收入转变为多维度的商业资源。
四、课程内容与明星形象的契合度
明星卖课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内容与明星个人形象的契合度。粉丝购买明星课程的动机往往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实用的知识，更是出于对明星个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课程内容必须与明星的形象和品牌定位高度契合。
例如，一位励志类明星的课程内容可以围绕个人成长、挑战自我等主题展开，而一位生活方式类明星的课程则可以涉及到健康饮食、心理调节等方面。如果明星课程的内容与他们的个人形象不符，不仅会让粉丝产生认同感缺失，还可能导致课程的销售遇冷。
明星在设计课程时，需要精准把握粉丝的需求，确保课程内容与自身形象和粉丝群体的期望相契合。只有在这种契合的基础上，课程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购买量，也能在粉丝中树立更深的情感联结。
五、教育与娱乐的融合
“明星涌现卖课”不仅仅是传统教育形式的延伸，更是一种娱乐和教育相结合的全新尝试。在这种模式下，明星不仅通过传授知识来实现盈利，还通过自身的娱乐属性增加课程的吸引力。明星的个人魅力和娱乐性，是吸引粉丝购买课程的重要因素。
例如，许多明星在开设课程时，会加入一些互动元素或趣味化的内容，使课程内容更加生动和易于吸收。这样的课程不仅能够传递有价值的知识，还能带给粉丝更多的娱乐体验，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用户粘性。
通过这种教育与娱乐相融合的方式，明星能够让课程不再单纯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一种集娱乐、情感和价值传播于一体的综合体验。这种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枯燥感，也让课程本身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从而激发了更多粉丝的兴趣和购买欲望。
六、明星卖课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明星涌现卖课现象的不断发展，未来这一模式将更加多元化和专业化。随着消费者需求的细分，明星课程的内容将逐步向更专业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粉丝对知识的需求不仅限于泛泛的生活经验或心灵鸡汤，他们越来越希望获得具体、实用的专业知识。明星在课程内容设计上需要更加注重专业性和深度。
随着技术的发展，线上教育形式将变得更加多样化，明星也可能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提供更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通过与科技的结合，明星可以打破传统课程的限制，提供更加丰富和互动的学习方式。
明星卖课还将进一步推动个人品牌的全球化。随着社交平台的全球化，明星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他们的课程也能够跨越国界，吸引全球粉丝的关注。未来，明星卖课将成为个人IP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粉丝提供更丰富的文化和教育体验。
“当明星涌现卖课：一场关于注意力、情感与IP变现的新实验”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现象，更是现代社会中个人品牌与粉丝经济深度结合的典型代表。通过这一模式，明星不仅能够通过个人IP实现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还能加深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连接，创造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未来明星卖课的内容将更加专业化和多样化，为粉丝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也为明星带来更加广阔的商业